作為一個女生，我將自己對世界杯莫名其妙的熱情歸于我的母親——她在懷孕時正值意大利世界杯，而我就此受到了胎教。那一年，光是預選賽就異常激烈，球迷也格外興奮，一首“意大利之夏”在決賽后許久依然飄蕩在街頭巷尾。其影響之深，以至于我幼年時常喜歡跳一些扭來扭曲的奇怪舞蹈，都被長輩說是跟喀麥隆隊的國際球星“米拉大叔”學的。

當然，這種情感后來慢慢在向看帥哥的偽球迷扭轉，而在這世界上，對世界杯真正狂熱的大有人在。每逢世界杯來臨前夕，足球毫無疑問都會變成一種社交辭令，甚至會瞬間改變一大群人的生活作息。有兄弟的作兄弟，有女友的作女友，即使女性在觀賽者中的比例并不高，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時，騰訊顯示線上觀賽者中也只有23.54%的女性，且她們大多不會熬夜陪男友看球。

毋庸置疑，足球是一個國際性的文化現象，它的內涵遠遠超過那片綠茵場。有人將其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運動，這種說法大多是因為它的影響范圍之廣、參與規模之大，已經深刻地左右了政治、經濟和外交。

作為全球受眾最廣的兩項球類運動，籃球在美國的地緣性和歷史性局限曾阻礙了它像世界杯一樣拓寬自己的版圖，而那些動輒2米高的大個子也拉遠了普通人和職業運動員之間的距離。這讓NBA更像是一場美國派大秀，但從西歐到東亞再到南美，你很難找到一個國家不愛足球。

這是因為足球的表達方式，總是帶有更清晰的感情色彩。除了極高的技巧、團隊的戰術，足球運動本身更懂得如何幫助觀眾延遲享樂。和進球效率極高的籃球、直接對抗性的羽毛球、網球比起來，想看到一顆好球入網，的確需要更多的耐心。要知道，有多少人在熬夜看球時眼神發直、最終睡過去，導致再一次醒過來時比分已經逆轉。這種區別于快餐文化的趣味性和節奏感，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非常接近于流行藝術的精神共鳴。

足球的雅俗共賞和大眾性，很大程度上是在其全球化的過程中形成的，或者說，這絕對稱得上是一種蔓延。世界杯開幕式上，人們常能看到這句話——“足球是全球通用的語言。”顯然，這項運動的野心并不只是號召所有人都來玩玩那么簡單，它和所有雄心勃勃的文化思潮一樣，都希望彌合政治和宗教的分歧，模糊地理和語言的邊界。

這一點讓聯合國也頗為羨慕，瑞士國家隊中信仰伊斯蘭教的隊員還曾經為了不影響世界杯期間的狀態，放棄過齋月。然而足球的政治性并沒有因為呼吁和平而消散，反之在所有國家隊的正面對抗中得到了加強。

通過比賽這種直白的方式，民族主義者的心理壓力得到了紓解：1998年，伊朗曾戰勝美國，2002年，法國在和自己曾經的殖民地塞內加爾對戰中落敗，不難想象當哨聲吹響時，那些曾經在歷史流變中悶悶不樂的個人和集體的情緒，會達到怎樣的沸點。

政治情感對足球的介入和滲透，伴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而變化，也時刻受到每個小社會思潮的影響。因此，在許多聯盟足球組織中工作的人都每分每秒在試圖尋找某種正確性。如果我們縱觀足球賽事的發展，會發現其中最大的爭議點始終是性別平權問題，這個話題的重量已經和種族主義的問題平起平坐。

和跑步等運動不同，足球很容易被男性化。雖然女子足球的競技賽事在這20年時間里已經有了進步——尤其是2001年，歐足聯創辦了歐洲足聯女子杯之后，起碼標志著一個國際賽事對女性尊重的開始。但這些進步尚不足以抵消個體感受，2017年，美國最知名的女足運動員Alex Morgan對《衛報》表示，女性足球運動員在談新合同時，往往沒有世界杯或奧運會作為籌碼。2015年，國際足聯將女足比賽放在人造綠茵場上更是惹惱了她。

“我們嘗試平起平坐，但是每天都要這樣確實讓人筋疲力盡。我們的男性同胞們不需要為此抗爭，有時候你會覺得有點累，因為你總是想著要證明自己，或是展示自己的價值。”Morgan說，在美國，女子足球仍在爭取平權機會，但根本上，FIFA還未顯示出足夠的誠意，其他組織就更別提跟隨。

性別不平等在足球運動受到極大歡迎的歐洲早有基礎，在英格蘭，足球甚至是性別政治學學界討論的焦點。在英國這個號稱人人熱愛運動的足球大國里，足球有著深深的男權烙印。前水晶宮主帥Ian Holloway曾說過這樣一段話：“贏了就是贏了，用男人的話來說，就像你晚上出門把妹，也成功把到手了。但她們有時候是大美女，有時候就長相普通。我們今天的表現也一樣，雖然不是最好的正妹，但至少也坐上計程車跟她回家了，所以謝天謝地，休息然后喝杯咖啡吧。”

這是男人們在荷爾蒙迸發玩后的自我安慰，毫無懸念地和姑娘有關。然而有趣的是，英格蘭的球隊似乎無法擺脫這種吊兒郎當的陽剛氣質，據說，英格蘭人民就喜歡這種酒徒情圣的球星，比如Stan Bowles、Frank Worthington，后來又偏愛壞壞惹人愛的流氓硬漢，而中國女觀眾們最愛的貝克漢姆則被形容為“娘炮”。

因為需要身體的激烈碰撞，教練們時常鼓勵球員們拿出男子氣概，這也是綠茵場上臟話屢禁不止的緣由。前曼聯教練Ron Atkinson數次出言不遜，他曾聲稱“女人應該待在廚房、夜店或精品店，就是不該出現在足球場。”這種言論還在當時得到了不少的支持。足球對男性權力的公開鼓動使之形成了一個獨立于英國普羅大眾的高壓場域，在其中，女性意志幾乎寸草不生。

1990年代，英國的女性球迷比例不到10%，2009年，這個數字也只有19%。她們被工具化，唯一被準入球場的機會做一個女性的足球賽特派記者，或是帶兒子訓練或參賽。而正如Morgan所說的那樣，平權運動在這幾年的足球正規賽事中的進步實在小得可憐，直到今天，女性球迷也極容易被貼上“偽球迷”的標簽，男性喜歡用“越位”等技術性詞匯尋找優越感，而由于足球賽的中場休息只有一次，時間少得可憐，連足球寶貝在現場較籃球比賽也是相對缺位的，她們比籃球寶貝更像大眾媒體輸出的營銷工具。

但就算如此，足球依然成為了全球范圍內粉絲數量最龐大的運動項目。在男性意志對社會的馴化背后，則暴露出了更多世界性以及結構性的沉疴舊疾。

可以說，性別問題的本質既是生理的，也是社會的，而大多數女權主義的主張都只能試圖改變后者的輿論基礎。與Mary Daly、Susan Griffin等認為女性天生更有創造性的學者不同，社會建構論的支持者并不完全站在呼吁男女平等的立場上，他們認為，否認男性和女性的區別是一種政治上的幼稚病，因為社會結構需要依靠有機團結來穩定，而性別分工似乎是效率最高的方式，例如醫生是男性的，護士是女性的;足球是男性的，芭蕾是女性的......基于這些分工，一個社會也有了更清晰的階層群像。

而事實上，足球運動正是因為找到了階級和性別、歷史和政治之間的平衡點，才得以掀起全球性的文化大潮。從中世紀的社會控制工具到中產階級運動，再到1980年代的徹底平民化，足球從權貴到工人階級的“下放”中對階級矛盾進行了自我消化，又在全球性的拓張中瓦解了意識形態的阻隔，在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其它運動如它這般，體驗了完整的西方文明的現代化進程。

這種狀態也經由時尚毫不保留地顯現了出來，作為一種顯性文化，時尚成為了在全球范圍內團結足球運動的精神符號。正如Maura Branningan在Fashionista上撰文寫道的那樣：“迄今為止，足球都是最全球化的運動，在世界上一些最偏遠的村莊，球迷服飾就像圣保羅、利物浦這樣的大都會足球中心一樣具有標志性，而高級時裝和足球也有長久的關系。”

隨著2018年國際足聯(FIFA)世界杯(FIFA World Cup)周四在莫斯科舉行，狂熱的氣氛變得越來越激烈，特別是在一些參與的國家。今年3月，美國男足國家隊(USMNT)自1990年以來首次無緣世界杯，給冰島和巴拿馬留下了空間。而自1982年起就沒有資格參加世界杯的秘魯也將很快對陣丹麥。你幾乎可以打賭，在開球前的幾個月里，人們對冰島、巴拿馬和秘魯球衣的需求會猛增。

《紐約時報》的足球特約通訊員Rory Smith說，搜集球衣是他記事起就有的習慣，因為足球球衣是孩子生意和節假日時的首選禮物，“擁有全世界各地的球隊球衣很有趣。”這件事正變得和旅行時買冰箱貼一樣稀松平常。

Maura Branningan同時強調，足球服削弱了它的制服感，不像美國橄欖球NFL這樣的聯盟，足球球衣透氣、修身、也很日常。不像NFL，如果不是去看專場比賽，“路上穿NFL看起來有點弱。而籃球球衣也更適合比賽本身。”

1924年創立的英國足球服裝品牌UMBRO最近也推出了從該品牌1966年設計的蘇聯足球制服系列中獲取靈感的新系列“Unforgotten”

而如今，隨著俄羅斯世界杯的到來，時尚界也將人們對蘇聯的集體記憶挖了出來，并和消費主義混雜在一起進行販售。據Calvert Journal報道，就2018年世界杯而言，Adidas對蘇聯歷史進行了深度挖掘：俄羅斯隊的主場球衣差不多是1988年蘇聯隊經典款式的翻版。衣服為亮紅色、肩上有三道杠、白色V領，最引人注目的是袖子上的寬幅白色條紋，從胸前體側延伸到后背。左胸口有一只雙頭鷹，右胸口是阿迪達斯的商標。整套球衣還包括白色短褲和三色球襪，紅色背景上繡有“Russia”字樣。

不僅如此，Adidas還在服裝以外的運動配件上下了些功夫，在5月19日就曾發售印有“Moskva”字樣的彩色條紋款復古運動鞋，還專門推出了一副充滿蘇聯記憶的守門員手套。該手套采用了黑色和橙色的顏色搭配，表面刻有獲得過金球獎的蘇聯守門員Yashin的姓名首字母、球衣號碼以及“Balloon D’Or 1963”樣式的文字。

而這個蘇聯風潮其實從前兩年已經刮起來了，俄羅斯設計師Gosha Rubchinskiy憑借著90年代的前衛美學站在了西方精英時尚的最頂端。時尚對亞文化的迷戀加速了它的發展，當然，這也受到了整個歐洲氣氛的推動——那些在蘇聯解體后期出生的孩子到了而立之年，對確定自我身份的渴求達到了頂點。而蘇聯像是一個神秘的過去，它的痕跡依然入侵著歐洲人的生活，這讓西歐和東歐的文化發生了交集。

生活方式網站SLEEK認為，這場對蘇聯時尚的追捧和俄羅斯政治話語的復興其實沒有什么關系，它更像是一個商業驅動的結果：對于長期球迷來說，他們對俄羅斯世界杯的關注早就開始了，而一件世界杯的衣服，則可以彰顯一個球迷的血緣、教養和其他方面。

這意味著支持一個隊、穿一件球衣，都將和你的信仰歸屬緊密相連。英國運動品牌Umbro就發現，顧客們會通過購買服裝來將自己與這項運動的生活方式聯系起來，即使他們從來沒有玩過足球。但簡單地穿上一件球衣就挺開心的，對于普通人來說，這相當于對你周圍所有人公開聲明，你在感情上和身體上都與這個團隊、文化和國家靠在一起。

而對于一些像秘魯這樣難得的參賽國來說，球衣也是這場比賽的合法化證明,Rory Smith稱之為真實性的等級制度,“你的球衣代表了你的記憶，例如你穿的是一件1990年的英格蘭世界杯球衣，那不僅意味著‘我屬于這個團體’，還意味著’我在這里面有一定的資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