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LorenBrandt作了題為“Policy Perspectives from the Bottom Up: WhatDo Firm-level Data Tell Us China Needs to Do”的主題演講，剖析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為彌補自上而下的宏觀總量經濟維度觀察中國經濟問題的不足，他運用自下而上的政策視角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重要問題?，F階段地方政府倡導的進口替代和關鍵產業內部主導形式、體制內尋租帶來的利益和地方領導干部官員面臨的激勵制度是造成資源扭曲和低效的三大重要因素。在現有體制下，經濟中的關鍵生產部門開放性和競爭性日漸低下，這是造成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重要內在原因。要解決中國經濟放緩的問題，我們需要將資源再分配到那些開放程度較高、不受地方政府扭曲因素影響的經濟部門。

　　Brandt教授分析了制造業部門的關鍵作用，認為中國的制造業增長和其他亞洲經濟體分庭抗禮。受益于中國加入WTO這一關鍵性事件，關稅的降低使得國內市場更加具有競爭性。Brandt認為，市場中新企業進入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尤為重要，既會產生廣延邊際效應，也會產生集約邊際效應。在廣延邊際角度，新企業能夠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進入經濟體;而從集約邊際的角度考慮，新企業創造了更高水平的全要素生產率，同時也給現有企業帶來競爭壓力。

　　Brandt還比較了國有企業占比對TFP增長的貢獻，發現國有企業占比較高的部門總體TFP下降，而國企占比較低的部門總體TFP呈現上升趨勢。最具有活力的部門存在著諸多共性，它們對于新企業具有更多的市場包容性，在這些部門，國有企業的市場力量逐漸減弱，國家采購政策對于新企業來說歧視減少，FDI環境更加平等，在技術轉移和企業并購形式方面施加更少的限制，關稅也逐年下降。Brandt同時也十分關注汽車部門和重型機械制造部門的進入壁壘，認為這兩個部門在我國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Brandt強調，價格扭曲是深埋在體制內的棘手問題，解決好利率、電力和匯率等部門的關鍵價格扭曲能夠幫助我國解決增長中的不均衡問題并提高生產率。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強，只要努力改善市場環境，中國經濟的增長還是很有潛力的。

　　隨后，萬廣華談了與Brandt的主題互補性很強的中國經濟不平等問題：“Inequality &Consumption in China: A puzzle & An Explanation”。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下滑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對經濟增長的前景持樂觀態度。中國經濟的放緩是合乎情理的，老齡化問題、經濟過程固有的收斂性、中國正在經歷的結構轉型都是中國經濟放緩的重要原因。但是這樣的變化是突發的還是漸進的值得深思，如果沒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對于全世界帶來的大震蕩，中國經濟是否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萬廣華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主要出在需求方面。突然出現的經濟危機使得我們的產品沒有銷路，內需又跟不上，自然經濟增長受到波及。但是人的消費習慣很難改，啟動內需對中國來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那么，不平等是否對于國內的消費產生影響呢?根據直覺，國內居民收入平等程度提高，會對國內消費產生促進作用。萬廣華就此展開研究，運用1985年至2010年國民核算中的居民最終消費數據，控制了經濟發展程度和人口信息的影響因素，考察了不平等的兩個指標——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對消費的影響。他的實證結果最終得出了消費和不平等之間反直覺性的正相關關系，即更高的不平等性反而能夠促進消費，這顯然和我們的經濟學常識相悖。經過更加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萬廣華指出，造成這種不合理的悖論的原因在于我國一直以來實行戶籍制度。戶籍制度通過制度隔離和城市偏見對消費產生不利影響。它使得農民的消費選擇受限、增加了由于社保程度低而帶來的預防性儲蓄，并且普遍來說農村的信用市場發展較為落后。

　　萬廣華強調，常規的財政政策解決內需問題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果，真正可以提高內需的做法應當是廢除戶籍制度。萬廣華并進一步指出，廢除戶籍制度對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會有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