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如果是陰性（表示安全），我會先嚇嚇他”，阿明說。有些待檢者會流露出恐懼的眼神，“我是想讓他們知道，艾滋可以離你有多近”，說這話的阿明一點也不像開玩笑。

　　確診為病毒感染者后，阿青常常回想起，做檢測時工作人員問他問題他一無所知的畫面。“我身邊都是這樣的人，他們對此一無所知，極易患病”。

　　男友拒絕了阿青的提議。“就算我是‘非艾’，你跟我分手，我還是會去找別人，也可能感染”，他說要跟阿青在一起。最后，阿青男友確診了———結果也是陽性。現在，阿青每天除了自己吃藥，也要同時照顧男友吃藥———真正的相依為命。

　　24歲的阿青（化名）和30歲的阿明（化名）有共同的身份———他們都是廣州的防艾志愿者，也是男同性戀者。正因為后一個身份，接受他們關懷和幫助的人也多是“男同”。

　　阿青2009年確診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主動找到公益組織當了半年的防艾志愿者。去年他到一家公司當了文員，現在利用業余時間繼續用自己的經歷幫助其他染艾人群。

　　阿明2011年加入了一個公益基金會，在那里認識阿青。2013年，他來到廣州智同公益服務機構和廣州市皮防所合作的艾滋病自愿咨詢檢測點，當了專職防艾志愿者。

　　診室

　　地鐵站農講所D出口，廣州皮防所中山四路門診部，上了二樓，角落的一間10平米左右的小診室的門上寫著“VCT”，不留意看你可能會忽略，也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幾個字母指的是“艾滋病自愿咨詢檢測”。

　　30歲的阿明放下包。這是11月30日的午后，沒有人預約檢測，小診室外能看到擁擠的交通。

　　阿明從抽屜里一摞高危人群自我篩查的問卷表中抽出一份，右上角有編號，問卷表里是關于各種私密的問題。如果預約檢測的人來了，要先填問卷，再抽血。之后，血液會呈現在初篩試紙上。經過15分鐘，試紙上要么是一道杠———陰性；要么是兩道杠———陽性。如果是陽性，這個案例就要轉給市疾控中心。

　　在未告知結果前，阿明會在小診室里，向待檢者講述艾滋病常識，“一般，如果是陰性（表示安全），我會先嚇嚇他”，阿明說。有些待檢者會流露出恐懼的眼神，“我是想讓他們知道，艾滋可以離你有多近”，說這話的阿明一點也不像開玩笑。

　　這間診室是廣州市智同服務中心（下稱“智同廣州”）與廣州市皮防所合作的項目，診室提供三種性病的初篩檢測：尖銳濕疣、梅毒以及H IV。智同廣州本身就是一個以服務性少數群體為宗旨的公益組織，來這里檢測的人也以男同性戀者居多。

　　阿明說，先后有大概1000人來這里做了檢測，大概10%的人最終確診感染上H IV。

　　就在這個診室里，阿明不僅要做咨詢檢測，有時還需要對確診者進行關懷。忙不過來的時候，就交給阿青。

　　阿青

　　阿青比阿明年輕，卻是個資深的防艾志愿者了。

　　阿青是在番禺一間技校讀中專時感染H IV病毒的，那年他才18歲。

　　阿青的童年并不快樂。

　　他的爸爸自認懂算命、看掌、對時辰八字。年輕時，他給兩兒子卜上了一卦，卻驚愕地發現父子命勢相沖。正是這個緣由，他上了一趟呼嘯的火車，去了北京。

　　兩個兒子便丟給媽媽養。

　　阿青的印象中，年輕時媽媽賣過衣服、擺過水果攤、養過100多頭豬，他和哥哥卻更多被寄放在外婆家。“寄人籬下的感覺”，阿青說，“和比自己小的表妹一起玩，也要被欺負，只能不作聲。”

　　多年之后，等到阿青和哥哥長大成人，發現彼此都變得自閉，“我哥哥不答話。就是一個聚會，碰著了，他也會把我當成陌生人，平靜經過，也不答話”。

　　阿青去看心理醫生，“相處方式如此，都是因為愛———不恰當的愛”，醫生告訴他。

　　阿青從小就對男性的身體感興趣———懵懵懂懂的興趣。他跟年紀比自己大的男人睡覺會萌生沖動，“想要被擁抱”———他逐漸意識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但那時，同性戀幾乎是骯臟的字眼，被大人用來罵人。他有樣學樣，板著臉罵人：“你個死同性戀！”

　　讀書時，這塊內容也幾乎是空白的———性本身就被掩埋了，遑論同性戀。阿明想起在小學的課堂上，基礎生理知識課上課前，老師一臉嚴肅地通知，“這堂課自習”———性，是如此羞于啟齒。

　　網絡

　　網絡在阿青、阿明和他人互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都是通過論壇和Q Q聊天室接觸到“同志”這個群體。在那里，他們更加明確了自己的性取向，進入到了自己認為合適的圈子，交到自己認為合適的朋友。

　　阿青在讀中專時接觸到網絡，接觸到“同志”這個群體，一個新世界被打開了。

　　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前的一年里，阿青在技校讀書時，有過很多次“一夜情，基本半個月一次”。那時，面對陌生的短暫性伴侶，他沒有想過采取任何防護措施，“沒人想要戴套”。

　　“同志”的性，阿青說，得到要更加容易些。“男女之事，懷孕逃不掉，然而，‘同志’之間，雙方不需背負任何責任”———除非得病。

　　拿到檢驗結果前一個星期，初篩的工作人員不斷拋來問題，包括“你知道不知道，肛交是傳播艾滋病毒的性傳播途徑之一？”

　　阿青木木地坐著，搖了搖頭。

　　拿到結果后，他時時回想半年前初檢時化驗單呈陽性的那道紫紅色的杠。他呆了3天，“每天吃飯、睡覺、生活”，就是腦袋一片空白。

　　3天后，他對自己說，要平靜地接受命運。

　　家人

　　阿青確診感染H IV之后，一直沒有告訴爸爸媽媽。直到爸爸媽媽想把他安插進廠里當工人做模具。他在技校學模具是爸爸媽媽的意思，“起碼是門手藝，進了廠領份餉，平淡過日子就行”。可是阿青不喜歡。

　　“我想，進了廠肯定要熬夜，生活不規律，我的免疫力很有可能承受不住”，阿青將媽媽拉進房間，將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和盤托出。

　　“她淚珠子垂了下來，哭了很久很久。”

　　近些年，爸媽開始接受阿青是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事實，只不過依然瞞著親朋鄰里。

　　現在阿青每次回家，自學過中醫的爸爸總要去抓藥，逼他喝下苦澀的中藥。他覺得通過這種法子能夠把自己的兒子治好。

　　阿青擺出科學道理向他解釋：“沒用的，再怎么折騰都治愈不了這病”。惟有漫長的忍耐。

　　志愿者

　　確診為病毒感染者后，治療無望的阿青常常回想起，做檢測時工作人員問他問題他一無所知的畫面。“我身邊都是這樣的人，他們對此一無所知，極易患病”，他想，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得了這種病，那將是多么可怕！

　　他主動聯系上了“同志”公益組織，先是在讀書時從事半年的防艾志愿者工作，后來加入智行基金會下的一個關懷小組，既從事男同志的防艾宣傳，也從事男同志的關懷工作。

　　阿青確診后的5年沒有吃藥。“只要CD4（一種免疫細胞，人體免疫力檢測標準之一）在標準以上”，他就不吃藥。他說秘訣是照常生活，不顧忌———吃飯、睡覺、喝酒、抽煙。

　　5年沒有吃藥的經歷，也被阿青作為例子講給向他尋求關懷幫助的人。

　　阿青碰到過一個大學生，怕吃藥引起副作用，不愿吃藥。“軟的不行，我就直接罵醒他。你吃藥害怕頭暈，不吃藥你知道會得肺炎什么的嗎？你躺醫院檢查費很貴誰給？而且，到時候家人會不知道嗎？”

　　然而，阿青在關懷其他人時也常常有種壓抑的情緒。一天，他在辦公室一邊接電話一邊聊Q Q。電話那邊是一個不愿吃藥的感染者，Q Q那邊，是一個家人剛剛知道他染艾的人在訴苦。

　　阿青當時崩潰了。坐在辦公室，他哭了，“我什么都幫不到他們”。

　　阿明見過確診之后的感染者，不外乎兩種情緒———有些非常平靜，有些則大哭不止。確實，要接受這種終身揮之不去的病毒，需要漫長的過程。

　　感染者常常會留阿明的電話或加他微信。為此，他常常會在深夜接到確診者的電話。“有一次，連續一段時間，晚上都能接到同一個確診者的電話，說的都是重復的話，談論自己的狀況、朋友、家人”，他一直靜靜地聽著。

　　阿明自己曾帶一個情緒激動的確診者逛了一天的烈士陵園，絕口不提“艾滋”二字，講所有能想到的其他事情。還有一個印象最深的例子，一個15歲的染艾少年，在他的安慰下，回到深圳，做起了志愿者，就像現在的阿青一樣。

　　歧視

　　阿青和阿明都談到了社會對艾滋病患的歧視。

　　阿明說，“同志”選擇來診室檢測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社會對艾滋病存在偏見，“做性病檢查，就容易讓人以為你就是亂來的人”。因此，在人流密集的大醫院，想要檢測的人一直都顧慮重重。

　　阿青語氣不忿地談起了醫院的拒診現象。他說，“一個感染者骨折進了越秀區一家醫院，等到化驗單出來后，醫生發現他是個感染者，拒絕給他治療”。

　　很多無法活在歧視中的人想到了死亡。

　　阿青有個也是做關懷志愿工作的朋友，遇到一個艾滋病感染者，“跟他說想死”。

　　志愿者于是告訴他，死之前你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吃飽”，感染者就去吃了早餐；“第二件事，你要穿得漂漂亮亮”，感染者揀了件最好看的衣服穿上；等到志愿者跟他講第三件事時，感染者說———“不想死了”。

　　“常常把死亡掛在嘴邊的人呢，其實都不是真正想死的人”，阿青說。

　　也有不幸的時候。

　　阿明的朋友曾經接手了一個50歲已婚男人的案子。據說，雖然被確診的秘密一直被男人小心藏著，但他自己一直覺得這個病意味著“臟”。他自覺將自己與鄰居隔離，但是依然在自我臆想中聽到鄰居的指摘。

　　疾控中心一般會每隔3個月就打電話回訪感染者，在這個男人確診半年后，工作人員撥響了他的電話。男人的老婆平靜地說———“他跳樓自殺死了”。

　　“他想用跳樓自殺埋藏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秘密”，阿明說，這是悲觀者的想法———他們自己嫌棄自己。

　　也有報復社會的人。阿明說，有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確診之后，展開了各種約會———如此決絕，但基本不戴套。

　　阿明說，防艾關懷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試圖帶那些活在歧視中的人群走出陰影。

　　在艾滋病病毒面前，并非每個人都像阿明一樣處之坦然。“如果有3種疾病，高血壓、糖尿病、艾滋病給你挑，你會選擇得哪種？”阿明說自己會挑艾滋，“艾滋，只要定時吃藥就沒事，不像高血壓、糖尿病，糖尿病還要常常打胰島素呢！”

　　每次，阿明給前來檢測的人抽血，都基本不戴手套———他解釋是“神經比較大條”。一次，阿明的手不小心被抽血的針頭劃了一下，“我也沒有過分擔心，后來才看到那人檢查結果出來，原來是陰性”。

　　阿青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這個病就是一種慢性病，只要正常吃藥，完全有機會活到一般人的壽命”。

　　現在的阿青，只是業余從事防艾志愿工作，他找到了一份正職———在公司當文員。因為入職只需日常體檢，他沒有告訴同事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份。鑒于現在公司和員工對艾滋病感染者的包容度，感染者一般不會透露自己是攜帶者———如果被發現了，很可能也就失去了這份賴以生存的工作。

　　阿明講過一個故事，有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將自己確診的檢驗單塞在了錢包里，錢包被落在了辦公桌上。回來之后，他發現自己的錢包被打開過———同事將他的單子翻出，發現了他是感染者，老板很快把他給炒了。

　　愛情

　　阿青即使是跟男友交往，也一般不會太輕易表露他自己，“這些人，如果有意將自己暴露怎么辦？！”

　　不過，那是過去的事情了。

　　阿青說過去自己交往的男朋友不少，但基本不超過3個月。但現在只有一個男朋友，而且在一起已超過一年了，他認定是可以白頭到老的人。

　　他說印象中自己的前任男友們一般有點拜金，吃飯要他花錢。但跟現任的一次約會中，男友居然搶著跟他付錢———這激起了他的好感。

　　阿青說，艾滋病感染者比非艾人群找到自己的愛情更難———除非對方不介意，否則只能局限在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中，能對上眼的總是少數。

　　阿青記得一個圣誕節他表白后，男友流下了眼淚，阿青認為眼淚代表真正的愛情。隨后他們同居了。等感情穩定下來，阿青告訴男友自己確診感染艾滋病毒，他讓男友也去做檢查，“如果是陰性，我會跟你分手；如果是陽性，我們就永遠在一起”。

　　男友拒絕了阿青的提議。“就算我是‘非艾’，你跟我分手，我還是會去找別人，也可能感染”，他說要跟阿青在一起。

　　最后，阿青男友確診了———結果也是陽性。

　　現在，阿青每天除了自己吃藥，也要同時照顧男友吃藥———真正的相依為命。

　　阿明到現在還是單身。

　　曾經，他初中畢業就到廣州親戚開的針織廠打工。在女工眾多的廠里，他像其他男孩子一樣交了個女朋友。開始一切都很正常，直到他去醫院遇到了一個醫生。這個醫生對他特別好，不同于男性與男性之間正常的親密關系。后來，兩人有了交集，醫生常常約他出來，告訴他———自己就喜歡男人。后來，醫院搬遷了，阿明再也沒有見過這個醫生。

　　對于性，阿明說，“一切視乎自己喜不喜歡”。現在單身的他有自己的擇偶標準，“高高壯壯，一定會照顧人”，他并不排斥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談戀愛。

　　他也曾在體檢中遇到過自己心目中的“男神”，嘗試過親近，卻發現對方已有伴侶———同樣也是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阿明其實不乏追求者。曾有個60歲的大叔，在做檢查時，還騷擾過他。大叔被檢出呈陽性后，滿不在乎，反而一直旁敲側擊地問他，“是不是有男朋友？”

　　家人一直不知道阿明的同性戀者身份。不過，今年已30歲的阿明一直被父母嘮叨，“鄉下誰誰到了這個年紀，都孩子成群了，你卻是單身一個”。

　　“從20歲催到現在”，阿明說。雖然，他也可以找個人結了“形婚”，但他說不想這樣做，“大不了一輩子不結婚。”

　　阿青說，自己最近也跟哥哥談起結婚的事。哥哥同樣被父母催婚———他是家里傳宗接代的唯一希望。爸爸媽媽正在給哥哥相親。之前，哥哥談了個湖南妹，爸爸媽媽不喜歡，就分了手。

　　至于阿青，爸爸媽媽只想他活得長久些、活得快樂些。

原標題：同志患艾滋成防艾志愿者:同性戀曾是骯臟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