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人參
誰束縛了中國人參產業的腳步
在中國，人參似乎仍是以奢侈品般的現實存在。
人參對多數中國人來說都是味神圣不可方物的靈藥。在世界人參主產區之一的中國東北地區，人參甚至被稱為“地精”“神草”“百草之王”。
現存最早的中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中記載：“人參，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
正因篤信人參的神奇，千百年來，無數采參人畢生守候在長白山(20.62, 0.61, 3.05%)中，有的人還把命丟在了那里。瘋狂的挖掘一直不曾停止，野參已幾近殆盡。
之后，人參進入種植時代，而關于其藥用價值的神奇傳說依舊在延續。
硬幣總有正反面。這個神奇的光環也成為中國人參發展的一個殘酷束縛。
在中國，人參始終是藥更甚于食——許多人堅信人參稍微過量服用便會引發流鼻血。
在上世紀90年代前，國家曾允許部分人參制品當作食品銷售。而2002年頒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則將人參列入保健食品名單，規定凡是以人參為原料的制品，不能辦理食品生產許可證。
這或許套住了人參的b2b電子商務產業化步伐。
盡管中國人參的產量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僅吉林一省的人參產量便占到全球人參總產量的70%以上，但中國人參的總產值卻不足韓國人參的10%。
韓國人參產業發展的重點就是食品，目前已開發出400多種產品，該國90%以上的人參是以食品形式消費掉——人參糖、人參咖啡、人參面，等等。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
下游食品開發的市場無法打開，而上游的種植業卻因對市場的嚴重誤判而導致產量嚴重過剩。
上世紀80年代，長白山區的人參每斤能賣到30~40元左右，這個價錢相當于當時一個工人半個多月的工資。這樣的行情令吉林撫松掀起了全民種參的熱潮，每個鄉鎮、村子都有自己的參廠，連縣里的機關單位、學校都有自辦參廠。然而，過剩的產量令參價大跌，眾多參農因無力償還債務而破產，甚至有人自殺。
當時，一些韓國企業從吉林大量收購人參，甚至在國際B2B電子商務網站市場上打出“買高麗參，送中國人參”的促銷活動，讓中國人參淪為外國消費者眼中的便宜貨。
為打破這種困局，吉林從2005年開始屢次向當時的衛生部說明情況，希望放開人參進入食品領域的限制。終于在2012年9月，衛生部正式批準人參(人工種植)為新資源食品，人參被允許進入食品領域。
藥食同源的放開，激發了市場活力。不僅人參銷量大幅上漲，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這一領域。
而最關鍵的，還有消費者這一關——他們要像韓國民眾那樣收起對人參的敬畏，將其作為一種具有滋補價值的普通食品，這條產業鏈才能徹底打通，中國人參產業也才能徹底解放。
中國人參為什么不行
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的人參種植面積和人參產量都在成倍增加，但人參產業發展卻嚴重滯后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元元/ 北京 吉林長春 白山報道
為什么中國是人參產量大國，卻不是產業大國？
這是馮家被人問及頻率最高的問題。作為全國人參大省——吉林省的參業協會副會長，這個問題由他回答再合適不過。
然而，馮家卻感到為難。
3年前，囿于政策，中國的人參只能藥用，不能制成其他產品，例如各種食品。而今，雖然這個限制已取消，但中國消費者心理上已經給人參貼上了“藥品”標簽，因而對于普通的人參制品接受度并不高。
這與韓國形成了鮮明對比。
常被引用的一組數據是，吉林一省的人參產量占到全球人參總產量的70%以上，產值卻不足韓國人參的10%。
這是不爭的事實。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的人參種植面積和人參產量都在成倍增加，但人參產業發展卻嚴重滯后。
為何會出現這種局面？
轉型
人參主要產于中國東北地區、朝鮮半島、日本、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以及北美。產于中國東北的叫“長白山人參”；產于朝鮮、韓國的叫“高麗參”；產于北美的叫做“西洋參”或“花旗參”。
在中國，素有“百草之王”稱號的人參，可記載應用歷史已超過4000年。這種藥用價值極高的草本植物，在歷朝歷代都被當作貢品敬獻皇室，民間甚至將其奉為神物。
但在過去幾百年中，野生人參因瘋狂挖掘而蹤跡難尋，人們轉而人工栽培人參。如今，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主要產區出產的人參都是人工種植而成。
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4年(1949~1983)間，中國的人參種植業得到穩步發展。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在市場需求的刺激下，全國各人參主產區掀起了種參高潮，人參種植面積和產量翻倍增長。但此后十年間，因產量激增而帶來的供需矛盾爆發，人參市場走向低迷。
也正是因為這場危機，各人參產區開始被迫轉型，吉林的表現尤為突出。
其實，早在1989年全國正興起人參種植熱潮時，吉林就專門成立了由副省長牽頭的參茸辦公室，希望通過專營方式來管理人參種植。按照當時的設想，吉林各地的人參種植、經營都要獲得政府審批后方能開展，不能隨意進行。但這種借鑒韓國人參種植經驗的做法，由于種種原因并未能實施下去。
“專營能夠合理地控制人參種植規模，利于市場的有序發展。”吉林一位長期研究人參產業的退休官員告訴本刊記者，如果當時能夠強力推行專營制度，后來的市場危機或許不會那么嚴重，“當然這種制度的推行會有一定難度。”
吉林省參茸辦公室主任孫振天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次危機確實給吉林內部帶來了很大震撼，也迫使吉林下定決心調整人參產業發展思路，“調整的方向就是走出以往盲目擴大種植的怪圈，根據市場需求合理調控人參種植。”
從2008年開始，吉林將每年人參林地開發面積限制在1000公頃以內，遠低于此前每年3000公頃以上的開發面積。而其他的人參主產區也都在嚴控人參種植面積，已有的種植區也在逐漸減少。
但上世紀90年代那場近乎瘋狂的人參種植潮帶來的影響依然深遠，全國各人參主產區仍然面臨著艱難的處境，人參產業發展幾乎停滯。
2005年，吉林成立人參資源整合開發工作推進組辦公室，謀求產業轉型。
和此前的政策調整不同，吉林將此次的轉型方向明確為人參產品加工。“就是從最原始的人參種植變成人參加工，實現產業升級。”孫振天說，為此吉林將人參列為全省五大重點發展產業之一，力求通過全省的資源統籌實現抱團發展。
困擾
得益于一系列政策利好，一批涉足人參市場的企業開始進駐吉林東部的主要人參產區。彼時，因國家政策限制，人參只能作為中藥材的一種用于藥品制造。
“所以當時招商引資過來的企業也是清一色的藥企。”馮家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些藥企多半是在當地建立人參種植基地，并非在當地加工產品，“當時人參價格非常低，這樣既能保證原材料供應，又能降低成本。”
但綜合性藥物制造所需的人參成分并不多，而單純的人參藥物尚處于開發階段，人參市場的消費需求并未顯著提升。
“產業發展沒有達到最初的設想，產業升級也不如預期。”上述吉林退休官員說，人參產業發展還是以種植業為主，深加工幾乎沒有。
在馮家看來，這種現象并非市場定位所致，而是政策所困。
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前曾允許部分人參制品當作食品銷售，但2002年頒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將人參列入保健食品名單，規定凡是以人參為原料的制品，不能辦理食品生產許可證。
“這使得中國人參產業在市場和產品開發上都受到很大限制。”馮家說，這正是韓國人參產業和中國最大的區別。
吉林農業大學教授許永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韓國人參產業發展的重點就是人參食品，已開發出400多種產品，該國90%以上的人參是以食品形式消費掉。
多次去過韓國考察的華瑞參業董事長金立華更是感觸頗深。“韓國將人參食品做到了極致，人參糖、人參咖啡、人參面，人參食品已滲入到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韓國的路邊便利店都能找到各種各樣的人參食品，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
“食品需求肯定要大于藥品，一旦人參食品產業發展起來了，整個人參行業就不用擔心了。”許永華說，韓國人參產業走在全球前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參食品的大眾化、普及化。
為打破這種困局，吉林從2005年開始屢次向當時的衛生部說明情況，希望放開人參進入食品領域的限制。2010年，原衛生部批準吉林成為全國首個開展人參藥食同源試點工作的省份。當年，吉林的人參銷量就增加了2000多噸。
兩年后的2012年9月，衛生部正式批準人參(人工種植)為新資源食品，人參被允許進入食品領域。該政策的出臺使得中國人參產業發展進入一個嶄新階段，眾多企業開始涌入人參食品領域。
華瑞參業也是此時進入人參食品領域的企業之一，目前該公司生產包括食品、化妝品、日用品在內的多種人參制品。金立華說，對于一直受困的人參企業來說，藥食同源的放開確實激發了市場活力。
“中國市場對人參的需求將會從醫藥領域進入到食品、化妝品等日常消費品領域。”孫振天說，未來人參產業發展的重點勢必會集中在食品領域，“吉林已經將其明確為人參產業發展的主攻方向。”
誤解
在衛生部正式放開“藥食同源”政策的十年前，《關于進一步規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已經將人參列入保健食品原料名單，也就是說人參可以制成保健品。彼時，市場也曾出現過一股“騷動”。
一些藥企曾信心滿滿地涉足人參保健品領域，但市場效果并不好。相比藥品，消費者對保健品的購買欲望并不強，且多數情況下取決于產品的知名度。
“由于很多企業的欺騙行為，導致中國消費者對保健品恨之入骨，總覺得都是騙人的。”上述官員說，這給人參保健品產業發展帶來了極大負面影響。
也正因此，人參在保健品領域的應用并不普遍，人參保健品市場也始終不溫不火。反觀韓國，其最為人熟知的人參品牌“正官莊”就是以保健品和藥品見長，在全球擁有極大銷量。
“消費者的這種誤解并不是對某一產品的誤解，而是對人參的誤解。”孫振天說，人參因強大的功效長期用于藥物之中，這導致中國人普遍認為人參太補，不易多吃，“但那些都是生長上百年的野山參，而現在的人參都是人工種植，只有6年的生長期，兩者的功效怎么會一樣呢？”
正官莊六年根商業(上海)有限公司(負責中國市場的正官莊全資子公司)市場部部長崔永錫也持相同看法。
崔永錫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中國“吃人參容易流鼻血”的說法非常奇怪。“在韓國，人參是男女老少都喜愛的健康食品，是一種非常日常的食品。”
馮家直言，這種誤解導致中國人將人參當作一種奢侈品，而非日常消費品，“買回來就是當作高檔禮品送人，而不是自己吃。”這種情景曾被業內人士拿來調侃，“其他行業都是企業宣傳產品多么高檔，而人參行業正好相反，拼命要降低產品的檔次來吸引消費者。”
許永華說，一個韓國人每年要吃掉400克鮮參(未經處理的人參)，如果中國人能達到這個水平，每年的人參需求量就有52萬噸，“這個產業自然就起來了，甚至都不用依靠出口。”
公開資料顯示，僅吉林的人參加工企業就高達上千家，生產的人參食品已達500多種，比韓國人參食品種類還多，但能夠被消費者熟知的產品幾乎沒有。
正是因此，許多企業都對人參市場存在疑慮。
華潤三九(25.39, 0.96, 3.93%)旗下專做人參產品的公司——吉林華潤和善堂人參有限公司總經理唐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因市場培育還沒有完成，所以企業還是持觀望態度。”
唐莉表示，自己公司未來3年仍會以人參種植和原料初級加工為主，不會過多涉足產品生產，盡管其目前擁有2000畝人參種植基地。
“如何消除消費者對人參的誤解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中國消費者的觀念改變不了，人參產業就永遠不可能真正做大做強。”孫振天說。
對手
在全球人參市場，韓國和中國常被拿來比較，也一直在明爭暗斗。雙方的“交戰”從人參發源地延伸到人參產業，乃至全球市場的爭奪。“但中國在這場交鋒中始終處于劣勢。”許永華說。
韓國早在一百年前就出臺了紅參管理法規。崔永錫說，韓國有很多扶持人參產業發展的規定，還把高麗參當作國禮，提高高麗參在國際上的形象。
利用資金、技術和品牌優勢，韓國已初步掌握了國際人參產業定價權，在國際市場占據重要地位。歐洲商情市場調研公司的最新數據顯示，韓國人參品牌“正官莊”在全球人參市場份額高達34%，遠超其他行業品牌。
而中國目前卻沒有能與“正官莊”抗衡的企業。
“一個強大的品牌對于產業發展有很大帶動作用，中國的品牌意識確實不如韓國。”孫振天說，這曾給中國人參“走出去”帶來極大影響。
2009年，吉林改變以往單一品牌宣傳策略，注冊“長白山人參”商標，所有該商標旗下企業產品可統一標注“長白山人參”品牌出售。為此，吉林還申請注冊了國家級“長白山人參”商標及“長白山人參”國際商標。
而同年，為了繼續保持在全球最大的人參消費國的優勢地位，“正官莊”在中國成立全資子公司。此前，其產品都是通過香港經銷商轉賣到內地。崔永錫說，過去幾年正官莊已在中國設立了7家直營店，產品銷量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長。截至目前，其2015年的銷售額就已達3億元人民幣。
目前，吉林全省已評定的“長白山人參”品牌產品生產企業已達24家，品牌產品達85種。孫振天毫不避諱地說，此舉的目的就是集中全力打造一個有影響力的中國人參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就在衛生部批準吉林為人參藥食同源試點后，正官莊于2011年在吉林延吉市成立了全資子公司——吉林韓正人參有限公司。該公司旗下品牌“恩正元”以長白山人參為原料生產面向中國市場的人參食品。
“正官莊在中國市場專注人參保健品和藥品，而恩正元則專注人參食品等快消品，兩者定位不同。”崔永錫說，正官莊對于中國市場前景充滿信心，未來也會加大對中國市場的投入，“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中國紅參行業的領導品牌。”
“中韓在人參市場的競爭已經從國際轉移到了中國國內。”馮家說，未來雙方在中國市場的爭奪勢必會越加激烈，“但不會出現在國際市場上那么大的差距。”
參農悲喜錄
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那場全民種參熱后，人參價格大幅下跌，眾多參農因無力償還債務而破產，甚至有人自殺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元元/吉林長春 白山報道
下午6點，韓貴琴開始收拾擺在市場里一整天的人參。
“今天一斤也沒賣掉。”她邊跟《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聊天，邊用力搬起幾十斤重的參筐，一步步移向庫房。
收拾好攤位后，韓貴琴騎上破舊的電動三輪車往家趕。一小時后，韓貴琴到家，開始給孩子做飯。晚上9點，忙完所有的家務活后，她準時睡覺。第二天早上6點起床后又要驅車一小時趕到幾十公里外的人參經銷市場，開始一天的生意。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了十幾年。
作為一個出生在參農世家的孩子，韓貴琴對于人參、對于參農有著更感性的認識。在她眼里，種參既是謀生的活計，又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性，“就像狼生下來要學會捕獵一樣。”
死在山里的挖參人
1976年，韓貴琴出生在吉林省東南部的偏遠小城——撫松。這座位于長白山腹地、松花江上游的小縣城是全國重要的產參基地，可記載的人參歷史已達上千年，最早可追溯至唐朝。
韓貴琴的高祖父出生在清朝年間。據史料記載，明清兩代是人參采挖的高峰期。特別是明永樂后，國內人參采挖區域從位于中部的太行山區轉移到東北的長白山區。
在這一時期，韓貴琴的祖輩加入了人參采挖的大軍。在一望無際的長白山區，尋找人參就像是大海撈針，采參人一般需花費數月才能找到人參。這期間，他們要經歷大山的重重考驗，有些人甚至永遠留在了山里。
韓貴琴的高祖父就是其中的一個。據同伴說，他在一次上山采參時迷了路就再也沒有下山。然而，悲慘的故事并不能阻止絡繹而來的采參人。
每到采挖旺季，村子里的青年男子都要跟著老人去山里采參，只留下年輕的母親帶著孩子留守家中。
瘋狂的采挖使得長白山區的野山參產量日益減少，近乎絕跡。到1929年，曾經作為人參集中產地的撫松僅輸出野山參283.4斤。如今，野山參已被列為國家一類保護植物，嚴禁挖掘。
不過，早在韓貴琴曾祖父那一代，長白山區就已經開始出現人工種植的人參(又稱園參)。人們將不足年限的人參移植到大樹下培植，數年后再挖出。長此以往，這種更省時省力的人參種植方式開始受到追捧，在民間興起。
到1929年，僅撫松縣人參種植面積就達到400萬平方米，總產量達70萬公斤。
一斤參＝半月工資
新中國成立后，吉林各地的人參種植開始逐漸恢復。當地政府為扶持人參種植，還專門發放貸款給參農。這一時期，東北乃至全國人參種植面積過半以上都集中在以撫松為代表的吉林長白山區。
1982年，吉林一些人參種植區推出參業生產承包制模式，把參地承包給村民，但需保證一定的產量。彼時，政府并未放開人參種植，所有的種植仍按照需求進行。
52歲的撫松縣果松村村民王玉成就是在那時成為了參農，此前他并未種過人參。他說，當時每家能分到3丈參地，但需要將收成的一半上交給政府，其余才能自行處理。按照當時的產量，王玉成的3丈地能產75公斤人參，除去上交的部分，自己能留下33公斤左右售賣。
那時，長白山區的人參能賣到每斤30~40元左右，這個價錢相當于當時一個工人半個多月的工資。為了賣到更高的價錢，當地參農甚至還不遠千里將人參帶到上海、浙江一帶售賣。
“但這是6年的收成，不是一年的收成。”王玉成說，人參是一種對生存環境要求極為苛刻的草本植物，從伐林、整土、栽培到收獲需要6年時間，而這中間一旦遇到干旱等自然災害或者病蟲害，就有可能顆粒無收。
王玉成家的人參就曾因為病蟲害而減產一半，最后收獲的還是一些有各種缺陷的殘次品，基本無人問津。“等于6年白干了。”守著3丈地的王玉成曾經大半年都睡在參地邊的窩棚里，半夜起來上廁所都要看一眼人參。
全民瘋狂種參
韓貴琴記得，從前每到8~10月的收獲季，村里都會來很多外地商人挨家挨戶收購人參，有時一天就來好幾撥，價格被硬生生炒上去，他們甚至為了搶人參而大打出手。
在那個經濟困難的年代，參農們卻可以發家致富，有些甚至成了“萬元戶”。
“這大大刺激了農民的種參熱情。”吉林省參業協會副會長馮家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的人參交易更加自由，此前被壓抑的市場需求陡升。得益于一系列助推因素，長白山區的參地面積大幅增加，越來越多人開始種參。
王玉成所在的果松村此前并無多少人種植人參，但1986年后全村家家戶戶都種起了人參。
撫松縣人參產業發展中心主任侯玉兵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時撫松掀起了全民種參的高潮，每個鄉鎮、村子都有自己的參廠，連縣里的機關單位、學校都有自辦參廠。
不過，在那個溫飽尚未解決的時代，人們手里并沒多余的錢購買山地，很多人不惜向銀行貸款。“大家都想種人參，有時候有錢不一定能買到地。”王玉成當時和同村的6戶鄰居合伙向銀行貸款3萬多元，一口氣買下了40多畝山地。
除了每家自留的2畝山地外，王玉成又將剩余的20多畝地以稍高的價格賣給了同村人。盡管這樣，地仍然不夠分，很多人不惜花高價購買幾經轉手的山地。
正是這一時期，吉林的人參種植面積創下歷史最高水平。官方資料顯示，在1983~1990的六年間，吉林的人參種植面積從2000萬平方米增加到5000萬平方米；人參年產量達到25000噸，是計劃經濟時期的11倍。
侯玉兵提供的數據更能顯示這一時期的瘋狂程度：1986年吉林全省的人參種植面積是1983年的3倍，到1989年全省的人參種植面積已經是1986年的8~10倍。
“這個產量已經基本滿足當時的市場需求，但參農們完全沒意識到，反而覺得市場需求還會繼續漲。”張君義說。1991~1995年間，吉林全省的人參種植面積仍在不斷增加，最高時達到8000萬平方米。
沒人要的“香餑餑”
但是，危機也隨之而來。1989年，吉林出現種參高峰后的第一個產參高峰，年產量達到1986年的30多倍。“產量達到高峰，但市場消費還局限于制藥企業，市場明顯供過于求。”侯玉兵說。
彼時，韓貴琴和父親正在樂滋滋地估量著自家的收成，想著能夠大賺一筆。不多久，村里人就發現了異樣，往年人參還沒采摘就來蹲守的收購商們此時卻不見蹤影。
“不光是一個村，全縣都沒人來收人參了。”往年熙熙攘攘的村子一下子冷清起來，參農們個個愁眉不展。韓貴琴說，這時參農們才慌張起來，到處打聽哪有買人參的。
到了9月，人參開始大量積壓。盡管最后來了一批收購商，但給出的價格卻讓參農們大跌眼鏡，以往每斤30元左右的人參已經低至每斤10元。到1991年，吉林的人參價格更是一路狂跌至每斤4元。
過去看參農臉色的收購商們搖身一變成了“爺”，參農們連討價還價的資格都沒有。
這一時期，吉林全省的人參收購價格普遍下跌了6倍左右，為歷史最低水平。
如果按照8000萬平方米(12萬畝)的種植面積、每畝400公斤的產量來計算，吉林在種植頂峰時期的人參年產量能達到9600萬斤(4.8萬噸)。以每斤4元的價格來算，人參銷售額約為3.84億元人民幣，而按照1983年每斤30元的價格計算則為28.8億元，兩者相差25億元。
也就是說，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價格大跌中，吉林參農的損失保守估計也在25億元左右。
為了穩定市場，吉林省政府號召省內的國有企業大量收購人參作為儲備，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企業甚至因負擔過重而破產。
滯銷的人參和不斷下跌的價格讓參農們崩潰。悲痛的情緒開始在整個果松村乃至吉林蔓延。他們不知該如何把成千上萬斤人參賣掉。
“即使價格再低也要賣。”韓貴琴說，她家的人參最終以每斤5元的價格賤賣給了一個韓國收購商。
彼時，因國內參價大跌，一些韓國企業從吉林大量收購人參運回國內加工成成品后售賣。還有一些韓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打出“買高麗參，送中國人參”的促銷活動，讓中國人參淪為外國消費者眼中的便宜貨。
原本指望賣完人參就能過上好日子的參農們，如今不得不思考另外一個更加沉重的問題：如何償還那些當初從銀行借回來的貸款。
這些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的貸款讓一些參農不堪重負。某天夜里，王玉成鄰村的一個男人便因無力償還貸款上吊自殺。
韓貴琴和王玉成也在這場危機中損失了上萬元，這些都來自銀行貸款。張君義說，僅撫松就有60%的參農在這場危機中破產，而整個吉林受此波及的參農數量更大，很多人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
種參是場賭博
一些人扔掉等待下次開墾的參地遠走他鄉，掙錢還債；一些人重新拾起鋤頭，回到田里；還有一些像王玉成那樣選擇仍然留在山里的參農則過上了渾渾噩噩的生活，思考著要不要堅持下去。
“最后仍然堅持種參的只有40%，而這其中有60%的人選擇遠走他鄉繼續種參。”張君義說，這些人把人參帶到了長白山的其他區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東北地區的人參種植，此前這一地區的人參種植主要集中在撫松一帶。
這些人中的多數現在都已成為人參加工企業的老板，擁有大片參園。劉福順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這場危機中，他同樣損失了上萬元，但他仍然堅持種參，并將“戰場”轉移到了臨近撫松的邊境小城——延邊。
還有一些和劉福順一樣的參農則走得更遠，沿長白山一路向北，扎根在黑龍江東部的牡丹江、雞西等地。如今，這些地方都已成為規模化人參種植基地。
經過這場始料未及的市場波動后，吉林開始調整人參種植政策。
1996年后，吉林將原有分布在白山、通化等4地23縣的人參種植基地縮減到15個縣，人參種植面積減至3500萬平方米，比高峰時下降了69%，回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2008年以后，吉林更是將每年新增采伐參地面積控制在1000公頃以內。
不過，國內人參價格在此后近10年時間一路下滑。據《中國現代中藥》統計，2001年人參價格下跌至每斤14.5元，到了2002~2006年，人參更是出現量價齊跌的現象，最低時價格只有每斤5~6元。
這是韓貴琴萬萬沒想到的。她始終認為人參價格下跌只是暫時的，沒想到這一過程持續了十幾年。曾經欠下的幾萬元貸款還上了，卻又借了更多的貸款，“總是借了又還，還了再借。”她說。
直到2010年，全國人參價格才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下小幅回升，從上市時的每斤18元上漲到每斤30多元，優質人參價格最高時達每斤40元，達到上世紀80年代水平。此后，這一價格逐漸走高，到2013年最高時能達到每斤100元。
價格的回升讓韓貴琴興奮不已，但更多人則像王玉成一樣變得更加保守，他們總覺得這種好光景可能持續不了多長時間，“萬一又回到那次的蘿卜價怎么辦？”
“種參就像賭博，根本不知道會贏還是會輸。”王玉成說，自己種了30多年參，不僅沒賺到錢，還欠了一屁股債。
兩年前，他改變思路跟一家公司合作種參，公司負責購買山地和參苗，他則負責照看人參，“這樣我們承擔的風險更小。”這種“公司＋參農”的合作模式如今已在吉林多地推行。
韓貴琴則仍在堅守，她家的參地已從2000年的十幾畝變成了如今的幾十畝。如果不出意外，在即將到來的采收季，她能有一個好收成。不過，她最擔心的還是今年的參價，“應該上不了每斤100元，但至少能在每斤70元左右，能漲點更好。”
撫松：人參之鄉的蛻變
這座位于長白山西麓、人口不足30萬的小城因人參而備受關注，也因人參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巨變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元元/吉林白山報道
9月初，長白山區早已褪去夏季的炎熱。數萬平方米的萬良人參市場內人頭攢動，來自全球各地的經銷商正聚集在此進行長達數月的人參交易。這座亞洲最大的人參交易市場2014年的交易額已達到171億元，預計2015年將會有所突破。
與此同時，萬良人參市場所在的小城——撫松也將迎來一年一度的“人參節”。這個位于吉林省東南部、長白山西麓、人口不足30萬的小縣城不出意外地將會成為人參行業的焦點。
這對撫松人來說早已成為習慣。在這里，外地人可以看到和人參相關的一切新鮮事：全國唯一一個人參電視頻道、酒店里全套的人參洗漱用品、飯館里的特色菜肴——拔絲人參。
用當地人的話說，這座小城注定與人參有緣。
四百年種植史
地處長白山腹地的撫松林地面積占到全縣面積的90%、年降水量800毫米，屬北溫帶大陸性氣候，適合人參的種植與生長。根據當地的考證，撫松的人參種植歷史有450余年。
明清時期，撫松曾是全國人參采挖的重點區域，年采挖量最高曾達到十萬余斤。此后，隨著野山參被挖掘一空，人們開始在山上種植人參。清同治年間，該縣的人參種植戶就達400余，小有規模。
1953年，撫松的人參經營戶達到1977戶，占到全縣農戶的32.5%。當時，在計劃經濟下，全縣的人參種植均由國有參廠負責，種植規模基本穩定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水平。到上世紀80年代初，撫松全縣相繼建成了18個國有參廠，每個鄉鎮均有一個參廠。
撫松縣人參產業發展中心主任侯玉兵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得益于一系列助推政策，撫松的人參種植在上世紀80年代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到1985年末，撫松全縣的人參種植面積達到433萬平方米，人參產量達到110萬公斤，總產值達4626萬元，占到農業總產值的70%。
與此同時，撫松還根據當地的土壤環境培育出了名叫“大馬牙”的新人參品種。這種產量高、抗病性強的品種不僅在全縣范圍內種植，還推廣到臨近的人參種植區。
不過，在侯玉兵看來，這一時期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改革了人參移栽(輪作)制度，采用“二三”制和“三三”制。這一種植制度后來成為人參種植的標準制度，在全國多地使用。
意外的金牌
上世紀80年代，撫松縣曾派出專門的銷售人員到珠三角地區開拓人參市場。當時韓國人參品牌“正官莊”已經由香港進入內地市場，備受歡迎。
“一個外國品牌在中國那么受歡迎，很令人吃驚。”侯玉兵說，正是在這種刺激下，撫松開始思考打造自己的人參品牌。
這個在如今看來極具戰略眼光的想法在當時并沒有引起更高層級的重視。至少在20年后，包括吉林在內的中國人參產地才意識到打造品牌的重要性，而此時已比韓國晚了近百年。
1987年，撫松著力打造的人參品牌——長白山紅參首次參加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尤里卡發明獎就獲得了金牌，這是中國人參史上的第一塊世界金牌，也是中國人參第一次獲得國際認可。
這次意外獲獎讓長白山人參一時名聲大噪，開始走向國際市場。此后，撫松人參遠銷至香港、臺灣、東南亞地區，出口量大增。也是在這一年，撫松舉辦了首屆人參節，希望借助人參文化推動整個產業的發展。
在1988年的第二屆人參節期間，撫松開始將目光轉向人參交易，舉辦了人參土特產品交易會，當年的交易額就高達2.3億元，轟動一時。
目前，人參節已成功舉辦了28屆，僅2011年的產業投資額就達50億元人民幣。
不過，僅僅借助人參節并不能滿足人參市場的買賣需求。于是，1989年，撫松在遠離縣城的交通要道萬良建立了人參交易市場。而今，它已成為亞洲最大的人參交易市場，2014年，人參交易量達到2.6萬噸，年交易額達到171億元。
這里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人參集散地，也成為全球人參價格的“晴雨表”。
2014年，撫松還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萬良人參市場電子商務交易平臺，大力推動人參線上交易，目前全縣已有80%的參戶通過網絡進行交易。
打破林地限制
1995年，撫松被正式命名為“中國人參之鄉”。正當撫松人為自己的又一榮譽稱號歡欣鼓舞時，卻沒想到危機正隨之而來。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撫松的人參種植面積達到頂峰，年產量突破200萬公斤，過剩現象日益嚴重。人參開始滯銷，價格下跌嚴重，參農怨聲載道。
侯玉兵告訴本刊記者，當地政府沒想到會發生這么嚴重的滯銷危機。對于習慣了計劃經濟的政府官員來說，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讓他們手足無措。
“確實不知道該怎么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撫松當地一位官員說，政府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到處給人參找銷路，一些人跑到江浙等地找買家，“但作用不大，畢竟市場需求就那么大。”
此后十多年間，撫松的人參市場始終處于低迷狀態，參農被迫轉行，人參種植業遭受巨大打擊。
在經過慘烈的洗牌后，撫松縣政府開始調整政策，最終將目標鎖定在人參種植的規范化、標準化上。“越是在市場低迷的情況下，越是要保證人參的質量，這樣才能走得長遠。”侯玉兵說。
2007年末，撫松的人參通過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GAP認證，這被看作一個重要的轉折。“從以前的雜亂無章到現在的規范化、標準化，邁開了一大步。”侯玉兵說。
2008年，撫松的有機人參和西洋參又通過了環保部的GAP認證。
目前人參的GAP規范種植技術已在全縣范圍內普及。
不過，對于撫松來說，更大的問題也迎面而來。
過去幾十年，撫松的參地開發面積不斷創下新高，可開墾林地面積逐年減少。于是，2011年后，撫松開始大力發展非林地人參種植，此后3年該縣累計建成非林地標準化人參種植基地1439.9畝。為鼓勵參農發展非林地種植，撫松每畝補貼6000元，3年累計實施專項補貼近1000萬元。目前撫松的非林地人參種植面積已達到6100余畝，占參地總面積的30%左右。
謀求轉型突圍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那場危機后，撫松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轉型，“只有往產業上游走才有希望，要讓人參從原料變成產品。”張君義說。
2006年，撫松建立了人參產業園區。3年后，包括修正藥業、北京首投在內的3個超億元人參產業項目落戶撫松人參產業園，到2010年園區已入駐企業18戶，實現產值22億元。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把基礎種植業和產品加工業結合起來。”侯玉兵說。
2010年開始，人參價格一改過去十多年的低迷狀態，反彈到幾十元一斤，且一路攀升至上百元每斤。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撫松2010年的人參總產值達到22億元，年增長率達50%。
2011年，撫松出臺《人參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推進人參產業由規模數量型向集約質量型升級，由初加工產品向精深加工產品升級。
此后，撫松趁熱打鐵引來了一大批企業入駐。目前，廣州太安堂(11.94, 0.36, 3.11%)集團10億元中藥材深加工項目、大自然生物工程公司25萬盒人參固體飲料開發項目、森工集團5000萬元人參及精深產品加工廠項目都已在穩步推進中，預計將在2015年底投產。
截至2014年末，撫松共有各類人參加工企業1844家，實現加工產值84億元。如今，產自撫松的人參滴丸、人參糖、人參咖啡、人參化妝品、人參酒等產品都已推向市場，撫松更是形成了飲品、化妝品、保健品、藥品及食品等五大系列的300余種人參深加工產品。
“我們的目標就是發展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從種植到加工，讓撫松的人參能夠就地轉化，變成產品賣到全國。”侯玉兵說，撫松目前已經實現了從人參種植基地到人參產業基地的轉變，“這是一個質的飛越。”
2014年，撫松人參留存面積占到吉林的四分之一、人參產量占吉林的近40%；人參產值達到110億元，這一數字離《人參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設定的125億元產值目標僅差一步。
“我們有信心在今年實現這個目標。”侯玉兵說。
原標題：中國人參為啥不行：種參是場賭博 甚至有人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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