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言人盛來運指出，50歲以上的農民工數量和比重都在加快提升，這個現象值得高度關注。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40歲以上的農民工達1.2億人，占中國農民工的43.8%，差不多占半壁江山；農民工平均年齡已由2010年的35.5歲上升到2014年的38.3歲。
農民工老了。這個群像的側影，不再是工業園里那些活蹦亂跳的鮮活生命，不再是流水線上那些手腳麻利的小姑娘，而是建筑工地里那些佝僂的搬磚大叔，馬路上那些大暑天仍然穿著制服的掃街阿姨。
掐指算來，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第一批B2B網站進城務工人員不少已年過六旬，他們有的早已回家種田養孫，有的卻還盤桓在城市里打工、糊口，“退而不休”。對于“回不去”的那一代農民工，“日暮鄉關何處是”的愁緒，格外鮮明。
連日來，羊城晚報記者在廣州、深圳、佛山與東莞四市，走訪了多位45歲以上的“第一代農民工”，試圖以田野調查、個案調查結合問卷調查的形式，還原他們的生存、養老現狀——他們回家了嗎？他們還在異鄉打工嗎？工作了幾十年，他們能像“城里人”一樣退休嗎？他們能順利領到養老金嗎？他們老有所養嗎？
我們的樣本里，既有在打工多年的城市領取退休金的，也有異地領社保回家頤養天年的，當然，也不乏因為繳費年限不滿15年而暫時無法享受社保的。“退而未休”是他們的基本狀態。記者采訪最年長者已過六旬，工齡超過23年；最年輕的也年近50。多年來，他們像城里人一樣工作，于法于情，他們都與城市融為了一體，而現實情況卻是，他們面前橫著幾座難爬的“大山”，經濟的、社保的、心理的……
此篇報道，謹獻給那些把青春血汗揮灑在繁華都市的外來建設者，他們老了，是很多人的父親，母親，父老鄉親，雖然他們老了，他們也希望明天會更好……
調查
數據1 老有所養是最關心的問題
羊城晚報記者、實習生用兩周的時間，在穗、深、禪、莞四座城市以調查問卷、電話采訪的形式訪問了100名45歲以上的農民工。本次調查在廣州發放40份問卷，深圳、東莞及佛山各發放20份。回收有效問卷總共82份。
受訪文化程度以小學、初中的男性居多，如下圖：
文化程度：
選項 小計 比例
小學 33 40.24%
初中 45 54.88%
高中或技校 3 3.66%
大學 1 1.22%
本題有效填寫人次 82
制表/林春萍
本次問卷調查設置了8個問題，采集的樣本雖然有限，卻也希望以管窺豹，瞥見第一代農民工在珠三角城市生存現狀的概貌。同時，中山大學法學院提供了一份涉及了深圳500多位第一代農民工的民間調研，此調研與羊城晚報開展的調查有數據上的部分呼應，本次調查也部分引用，并作出特別說明。
數據2
環衛工和制造業者多有社保
參與本次調查的被訪者中，從事制造業與環衛工作的購買社保率較高，這也是與國家統計局調查的大數據相吻合的（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14年僅16.7%的農民工有養老保險，制造業的參保率最高，也僅達到21.4%；建筑業僅3.9%的工人購買了養老保險）。
記者采訪的所有從事環衛工作的農民工，都購買了社保；而從事建筑工種的，則購買社保的比例大大降低，問卷問及有16名建筑工，大多數工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建筑公司沒有為他們購買社保，但給他們買了意外人身事故保險及工傷保險，由于沒有購買五險一金，導致他們的問卷無效。
總體而言，購買了社保的比例達到八成以上。而中山大學在深圳對廠工區的調研顯示，購買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達到9成。這說明經過多年多方的努力，特別是《社會保險法》頒布實施后，社保繳納情況已經大為改觀。
1
數據3
八成人對社保落地有信心
第一代農民工雖然不是太了解國家的社保政策，但是說到老有所養的問題，沒有一個不關心。
當被問到“您現在工作的企業在給您按時、足額繳交社保方面做得如何？ ”滿意度約為66%；而有34%的被訪者選擇了“一般”、“不太好”及“非常差”。相比對企業參與社保的滿意度不夠理想，被訪者對國家政策執行還是非常有信心，逾八成人認為社保政策能落實，僅15%的人對落實執行社保政策顯得沒信心。
第一代農民工對于現行社保政策，最擔心的是“未來政策變化，領不到現在承諾的金額”，數量達50%；也有超過三成的人對異地轉保困難表示了疑慮（如下圖）：
對于現行社保政策，最擔心的是什么？ [單選題]
選項 小計 比例
個人繳交占工資收入的比例太高 3 3.66%
企業承擔部分不繳足 12 14.63%
未來政策變化，領不到現在承諾的金額 41 50%
異地轉保困難 26 31.71%
本題有效填寫人次 82
制表/林春萍
調查顯示，經過多年的宣傳普法工作，第一代農民工對社保的理解明顯有所提升，也享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比如一名女工有高血壓，需要長年取藥，她參加的醫保就可以為她分擔大部分的藥費。73%的人認為現行的社保對生活的保障“有很大意義”及“有一定意義”；高達76%的人在有自由選擇權的情況下，表示會繼續繳交社保，不過依然有兩成左右，表示如果可以選擇會退保。
受訪者對現行繳納的社保金額占工資收入的比例（如個人交8%的工資作為養老保險），也大部分持認可態度，超過九成認為比例適中，僅8%左右的被訪者，認為過高。
數據4
近兩成農民工超50歲
早在2008年，國家統計局就建立了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制度，至今已連續發布了6份報告。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數據顯示，全國共有農民工2.74億人，50歲以上的農民工超過4600萬人，比重達17.1%。老一代（1980年前生人）農民工中有三成從事建筑業。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對應的數字僅為14.5%，不及前者的一半。受教育水平、勞動技能及身體條件制約，第一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人僅能從事建筑、環衛這樣重體力、低技術之類的工作。
以前，農民傳統的養老方式有三類，分別是依靠土地、儲蓄、子女養老。農民工老了，按照傳統的方式，就自然是“解甲歸田”了。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社會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傳統的模式正在經受巨大的考驗。農民工老了，他們的工作、養老、醫療等許多問題都還沒有銜接好，特別是在2008年《社會保險法》出臺之前就已經在城市苦苦打拼的那些第一代農民工，共享城市發展的碩果并不那么容易。
“全社會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農民工的問題不僅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他說，學術界和社會輿論這些年來一直在呼吁，廢除城鄉分割的二元治理結構；同時，只有從法律和制度上切實保障農民工各項權益，才能夠讓中國的城鎮化道路走得更好。
疑問
戶外勞動者能否早退休？
在調查中，有環衛工人向我們反映了個案，一名來自四川的農民工，今年已經53歲，早已買夠15年的社保，按照正常退休年齡，50歲他早已回老家享受天倫之樂，但公司規定60歲才能退休，他現在每個月仍要繼續購買社保，為此他表示不解。相當多的受訪者認為，作為戶外勞動者，環衛工人不應該和坐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一樣的時間退休，他們希望國家在制定退休政策應該因工種而定，如女性環衛工人可以50歲退休。
同時，也有多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快到了退休的年齡，而社保卻遠遠沒有買夠15年，如果自由選擇，他們會選擇退保，但他們也非常擔心異地轉保政策的銜接問題。退休了才發現社保未買滿15年，不知該何去何從，這一問題在深圳顯示異常突出。
中山大學法學院的調研同樣顯示：200多名工齡15年以上的老工人里，僅有一半的人繳滿10年養老保險。而且仍然有半數以上的工廠并不是依法為全部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而是有選擇地繳納。
困境
還鄉與留城的兩難尷尬
肖葉青畫了一幅畫：畫的下方是年輕時候的她和一張桌子，桌子上空空如也，“就好像年輕時候的我，辛苦，貧窮，一無所有”。畫的上方，是太陽和燕子，“希望我今后的生活像陽光一樣溫暖，像小鳥一樣快樂自由。”她在畫上寫了幾個字：當我老了。
這是她的一個愿景，不過，她并不知道實現的途徑。現實的囧況是：家鄉，不甘回去；城市，留得辛苦。
肖葉青曾是深圳一家港資制衣廠的車工。廠子不大，現已倒閉，留下了60余名追溯補償的員工，其中有9名是像肖葉青這樣已達退休年齡的女工。她1995年來深圳打工。31歲時的一頭秀發，如今已是花白。見證歲月的，還有她出租屋里的兩臺縫紉機，十多年時間，這兩臺機器幾乎消磨了她所有業余生活，也為孩子換來了學費與生活費。
回鄉：養老的囧況
盡管沒工打了，肖葉青不愿離開生活了20年的深圳。沒有權威統計數據顯示，像她這樣還留在城市的第一代農民工具體有多少人。
他們有的已經舉家遷入了城市：一家三代擠在幾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周圍也都是他們的鄉里鄉親。比如佛山三水，據不完全統計有近萬貴州銅仁人居住，他們甚至一個村一個村地遷徙出來，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都有。而在深圳石巖，記者走進了一個湖南邵陽人集中的出租屋群，至少有十個50歲以上的“第一代農民工”在這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用了多年時間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血汗錢拿回家蓋了房子，可說不清為什么，他們的孩子甚至他們自己，都不愿意回去。
肖生解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已經六十有二，1996年進了b2b電子商務深圳寶峰印刷廠，一直未曾跳槽。他老伴也在這個廠工作了13年，同樣沒有買過社保。老肖是個技術公認不錯的電焊工，連老板家里的防盜網都是他親手焊的。
長期的勞動在他身上留下了許多印跡：雙手粗糙、關節粗大，手指無法伸直，常常咳嗽，有時帶血。治病要錢，家中老母要贍養，如果不是發現疑似塵肺，兩個月前年逾花甲的他還在繼續打工。
老肖和其他的第一代農民工向記者一一訴說不回去的原因：辛苦了一輩子才發現養老保險沒買夠15年，怎么都要等政策下來交完保險領到養老金才走；自己回去了，子女不回去，孫子們又成了留守兒童；城里打工，怎么算都還是比在家種地劃算；老家的人都出來了，回去也沒什么伴兒；生病了還是大城市醫學發達；習慣了這邊的氣候，冬天舒服……
一言以蔽之：回鄉養老，不得不面對經濟上缺乏收入、生活上缺乏照料、人際交往上缺乏鄉情、公共設施與服務缺乏完善以及農村“空心化”等種種窘境。
留下：社保續不上
社保是他們心心念念不愿離開的重要原因之一。
記者采訪中發現，第一代農民工缺乏了解政策的途徑，當年，他們中的不少人對政策的懵懂與不信任，有的質疑為何要扣掉8%的收入，更多的質疑老了拿不拿得回。2007-2009年，珠三角城市曾掀起的外來工退保的大潮正是這種質疑的直接反應。
據深圳社保中心統計，2008年該市近500萬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但當年退保的人數多達83萬人；而東莞2007年就有超過60萬人次辦理了退保手續，一天最多時退保金達30多萬元。“那時大家都在問，可不可以不買，而且很多都認為交了以后就退不了了。”肖生解說，許多工人都是到快退休時開始關注養老保險，比如他自己，工作了17年，到退休時才發現，廠方只給他買了五個月的社保。
而對于肖葉青，工廠的倒閉，使她補繳養老保險的希望也落空了。7年半的養老保險依然放在社保站，尷尬的是，這筆錢不知如何是好。由于城鄉養老保險轉移接續的操作問題尚未解決，無法轉回老家；由于深圳市出臺的相關規定，補繳社保只有兩年的追溯期，所以她目前也補繳不了。她和肖生解都打起了官司，希望能通過法律手段，為自己爭取養老金。
深圳市的有關規定雖然允許企業與工人協商補繳，但兩年的追溯期與“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額”大大增加了工人們與企業協議補繳的難度，一名工人粗算了一下，10年的補繳金額為3萬，而滯納金則高達10萬。
事實上，即使工人與企業達成補繳協議，目前來看，他們依然無法實現養老夙愿。
法律界人士認為，深圳較突出的第一代農民工不愿放棄養老金回鄉的原因在于深圳的地方性法規。《社會保險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用人單位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責令其限期繳納或者補足。這里的“責令”，并沒有時效限制；而深圳則出臺了一個“2年”的時效限制。
中山大學法學院講師黃巧燕介紹，“2年”的追溯期，也許法律依據來自《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的規定：“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行為在2年內未被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發現，也未被舉報、投訴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不再查處。”但是，她認為，上述規定只能要求勞動監察部門以責令方式強制用人單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時效為兩年，但該規定不能說明社會保險費只能、只應當追繳兩年。
多位法律界人士認為，深圳社保補繳的細則至今尚未出臺，如果出臺，地方法規應與上位法相銜接，以更好地解決勞資矛盾，同時解決第一代農民工懸而未決的社保補繳問題。
期盼
像城里人一樣退休
在廣州和東莞，已陸續開始有第一代農民工領到了養老金。他們實現了像城里人一樣退休的夢想。
湖南籍環衛工何杏平一直記得2014年3月3日，那天，她在廣州領到第一筆退休金，1233.76元。金額雖然不多，但作為首批在廣州退休的外省務工人員，能“像城里人一樣退休”，她感覺自己15年的辛苦也算是有所回報。舉著退休證，她對著攝影記者的鏡頭笑開了花。
她向記者出示了自己保留多年的工資單，從1996年起一直到2011年退休，厚厚的一沓工資單已經泛黃。從最初不到200元，到2005年實發工資終于上千。
個案
領著退休金 做著小買賣
在番禺幾家鞋廠干了23年普工的李榮，覺得自己也是幸運的一員。她交夠了15年的養老保險金，現在退休了，每個月都能有1280元的養老金。她和丈夫在番禺租了一間小小的出租屋，退而不休，和朋友一起經營起一家小超市。雖然辛苦，但以前都是給老板打工，現在是給自己打工了，說起來，李榮臉上揚起了笑意。
想當年，她每天早上7點半上班，凌晨3、4點下班，持續地加班與工作讓她疲憊不堪，“為了防止在工作時間睡著，我們都是工作一段，趕緊跑去用冷水沖臉、沖身上，澆醒自己，一晚上就這樣重復。”當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270塊錢時，覺得一切付出都是物有所值，李榮非常興奮：“這在老家根本不可能的，在老家我做縫紉，平均一天才兩塊錢”。回憶上世紀90年代的打工生涯，李榮覺得有苦有甜，居然二十多年就這樣過了。
她之所以在廣州沒有走，是因為她的丈夫只交了11年的養老保險，每個月必須去南村鎮社保局交800多塊錢，還要交4年，他才能有養老金。為了這筆養老保險及日常的開銷，50多歲的丈夫選擇在建筑工地上做雜工。年紀大了，身體大不如前，最近常下雨，李榮的丈夫在工地無處躲藏，反復淋雨后的代價是臥病在床好幾天。如果幾年后，她丈夫也有養老金，不用干活兩人加起來有三四千元，“日子好得簡直不敢想象”。
原標題：珠三角第一代農民工老去:還鄉留城都尷尬
原標題：珠三角第一代農民工老去:還鄉留城都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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